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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瀾:采訪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后,我開始質疑成功

來源:今日頭條 責任編輯:admin 發表時間:2019-03-08 14:53 

 作者:楊瀾

來源:《一問一世界》

本文由果麥文化授權發布

楊瀾:采訪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后,我開始質疑成功

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,我也想成功,也想證明自己。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,然后詢問他們有沒有什么成功的秘訣。我采訪了上千位精英人士,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。

什么是成功?

到底什么算成功?更成功又怎樣?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“成功綜合征”?為了“成功”,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。為了“成功”,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,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,我們有沒有想過把他們扶起來,說聲對不起?為了“成功”,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,忽略了身邊的人,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,給他們一個擁抱?

我曾收到這樣一條短信:“真正的成功,不是賺了多少錢或做了多大的官,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,還有人愿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。”

蕭伯納曾經說過:“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,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,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。但歷史是后一種人創造的。”在我看來,成功的首要意義在于做自己。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,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。

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。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。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,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,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。

“股神”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。他19歲時做出決定,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,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。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,巴菲特說:“兒子,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——我們熱愛的事!”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《做你自己》。

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群體,到終于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,真是不小的進步。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,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、公平、溫暖,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?

楊瀾:采訪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后,我開始質疑成功

提問比答案更重要

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。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。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,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?基本上沒有。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,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,然后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。

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。在中國的學校,老師可能對學生說,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;在美國學校,老師很可能說,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。可能是因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,所以大多數中國人,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“好學生”,對如何提問沒什么概念。

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,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,他講完課后問:大家有什么問題嗎?一個大教室里面,100多個學生,寂靜無聲,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,沒有一個人舉手。

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,說:“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,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,我就把這張美金送給他。

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,作為學生,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?記得后來我舉手了,至于硬著頭皮問了什么問題,了無印象。

1990年,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,當時中央電視臺《正大綜藝》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,這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,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。記得她當時談到,《正大綜藝》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,要善解人意的那種。

輪到我自我介紹時,我反問她:“為什么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,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純、可愛、善解人意的,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?

其實我當時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,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。后來,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,第三次、第四次,直至第七次面試后,我走上了《正大綜藝》的舞臺。

諾貝爾獎獲得者:

我寧愿是個不識字的農民。

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后,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,作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《楊瀾訪談錄》的前身《楊瀾工作室》。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“一對一”的高端訪談節目。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,不乏幼稚之處,但是我很有熱情。

當時香港電臺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,叫《杰出華人系列》。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的杰出華人,從李嘉誠到貝聿銘,等等。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華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,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。

所以在最初的兩年,基本上誰成功我就采訪誰,而采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么成功的,是刻苦啦,堅持啦,有伯樂啦,等等,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。

直到1999年我采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,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。

崔琦告訴我,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,乳名叫“驢娃兒”,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,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、養豬放羊。

12歲的時候,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的機會。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,覺得家里就這么一個兒子,已經到了可以幫著干農活的年紀,不愿意放兒子走。

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,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。小崔琦舍不得離開家,母親就安慰他說,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。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。就這樣,小崔琦跟著親戚遠走他鄉,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。

但令他沒想到的是,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,因為他的父母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餓死了。

我問崔琦:“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,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?”我期待的回答是“知識改變命運”之類的。

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,他說:“其實我寧愿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。如果我還留在農村,留在父母身邊,家里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,也許他們不至于餓死吧。”

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。諾貝爾獎也好,科學的成就也好,社會的承認也好,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。而如果我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所謂的“成功故事”,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,最終歸于淺薄。

楊瀾:采訪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后,我開始質疑成功

采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

我覺得采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,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。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。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,短短的半個小時、一個小時的時間,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。可人家憑什么要告訴你呢?

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,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,并不知道中間會遇到什么河流,什么溝壑,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,眼前開闊。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,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。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。

一問一世界。在探索世界的同時,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。在生命的旅程中,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,簡單的問題比復雜的問題更重要。比如,“我是誰?”“我從何處來?”“我往何處去?”“我快樂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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